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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势必带来冲突,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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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势必带来冲突,逆全球化

  原标题:中国崛起势必带来冲突? 美国著名学者:错!  

逆全球化”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但也为中国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利于中国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新动力、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新举措、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胡泽曦]“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跨国关系深度介入世界政治”“相互依赖条件下的世界政治是制度化的”这些都是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思想。他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最主要奠基人,其理论对于当今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意义。在过去一年,美国的政策选择大大加深各方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并加速从多边平台后撤,国际合作机制感受到一股明显的压力。“美国优先”的国内根源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态势?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基欧汉进行了专访。

全球化;治理;逆全球化;中国;全球

  谈美国——即使是目前白宫智识较高的官员,依然没有意识到多边机构的重要性

“逆全球化”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但也为中国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利于中国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新动力、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新举措、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环球时报:过去这一年,全球治理领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逆全球化” 全球治理 全球化 D5 A

  基欧汉:去年,全球治理领域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多重国际机制因为美国政策的调整感受到压力。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没有意识到,尽管国际政治存在无序的一面,有着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每个国家基于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而行事,但是各国采取合作的机会依然广泛存在,国际政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麦克马斯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加里·科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被认为是当前美国政府中智识较高的官员,就连他们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各方在经贸等多重领域竞争以求胜的世界。

近年来,“逆全球化”逐渐从单一事件发展成一种潮流,并从社会层面蔓延到政治层面,演变成国家意志,进而具体化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施政措施。“逆全球化”对整个全球化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逆全球化”现象,理性分析“逆全球化”的成因和带来的挑战,同时也需要一种辩证思维,从“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把握机遇,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新动力,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新举措,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价值观差异在当今世界十分明显,但如果我们从“世界社会”的视角看问题,就会发现存在很多各方合作的机会,而多边国际机构对于这样的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机构使合作更便捷,政策承诺更具可信度,且能够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不幸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逆全球化”暴露出一些西方大国治理意识的落后、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现有治理模式的弊端

  环球时报:国际秩序哪些方面由于美国的政策选择遭受了最明显的冲击?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折射出当前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一些问题。

  基欧汉:这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首先,美国的领导力、全球影响力遭受了最大损失;其次,美国不再支持的国际机构遭遇明显的冲击,要知道,维持一个国际多边机构正常运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第三,其他国家对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政策的预期改变了。此前因为有这种预期,所以许多国家尽管会在某些时候不支持美国的某项具体政策,但总体而言会支持美国的外交议程,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

在经济领域,国际社会现今沿袭的还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经过经济全球化几十年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实力对比有了一些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既有的世界权力体系,然而这种变化未能及时体现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以美国为首的守成大国担心新兴国家争夺世界领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话语引导权,千方百计遏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使得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一直维持现状、僵化不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即使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争取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份额的方案,那也是一推再推、延迟数年之后的微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国家间相互依赖、共存共荣,这种局面使得那种由大国主导的经济治理模式日益变得不合时宜。当世界经济陷入困境时,守成大国不是有效发挥国际组织机制和规则的作用、继续完善现有的经济治理机制、通过共商共建的民主化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走回头路、实行种种保护主义,这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暴露出一些西方大国治理意识的落后、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现有治理模式的弊端。

  环球时报:此前您在《外交》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有着深厚的国内根源。能否谈谈这一点?

在政治领域,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世界多极化、国际民主化发展大势逆向而行,坚持冷战思维,通过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介入、离间、协调等各种手段扮演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使亚太地区在领土、领海和敏感历史问题上龃龉不断、矛盾频发,而美国作为“第三方”坐收渔翁之利,从而遏制中国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维护本国在亚太地区的既得利益;在中东、西亚、北非,美国向目标国家输出“普世价值”,推行自由民主制度,企图让这些国家按照美国设计的发展道路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延续这些国家作为美国后院、资源能源供给国的边缘地位。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如美国之意,凡是接受美国推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无不是政权更跌、战乱不止、社会动荡、经济停滞,当地人民深陷苦难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品尝到强势输出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模式的恶果,难民潮、移民潮就是其一。不管是因为战争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数量庞大的难民和移民的流动、迁移,不仅困扰中东等战乱冲突国家和地区,而且给欧美诸国带来一系列政治、安全和社会问题。为了应对难民和移民问题,2016年9月,联合国召开了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通过了《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期望就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达成共识。《宣言》列举了世界各国对难民和移民的一系列承诺,规定接收和接纳难民等措施。之前国际法也确立了对难民实施保护的两个主要原则,即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如今,欧盟国家深受难民危机困扰,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诱因;美国旗帜鲜明地收紧移民政策,虽不是明确地“推回去”,却是通过提高准入门槛等方式将移民拒之门外。所谓的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和一系列承诺,对美国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这说明,全球治理机制的约束力还有待加强,一些大国的全球责任意识也有待提升。

  基欧汉:那篇文章更多是对过往美国政府的批评,包括奥巴马、小布什政府等。整体而言,那几届政府意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它们采取的许多政策对世界上不少国家是有好处的,但它们没有对相关外交政策带给国内分配问题的影响予以足够的考虑——这些政策不是总能给美国工薪阶层带来好处。

在气候和环保领域,美国于2017年6月宣布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立即停止执行协定规定的所有减排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明确说,《巴黎协定》让美国处于不利位置,而让其他国家受益。美国将重新开启谈判,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巴黎协定》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广泛共识,是全球环境气候治理必须遵守的国际公约,然而美国却罔顾国际利益、只为本国考虑,单方面退出协定,这种“逆全球化”的行为,这种“一言不合就掀翻友谊的小船”“一利不合就退出国际协定”的做法,充分暴露了美国作为大国却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的行为,同时也折射出全球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的不足。

  环球时报:然而,在不少国家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最有利,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有最大的发言权。

“逆全球化”的出现,为中国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

  基欧汉:这取决于如何界定“美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美国帮助建立的这个世界秩序,很明显是对美国企业有利的。

“逆全球化”的负效应正在显现,最主要的是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创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全球贸易,严重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更重要的是,“逆全球化”并没有给实施保护主义的国家带来益处,美国的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就业率低等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可见美国并没有找对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没有开对药方,“逆全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意孤行,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损人又害己。

  有关全球化给世界分配问题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绘制的“大象图”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项研究(其揭示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编者注)。客观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因为全球层面的不平等性大大下降。但与此同时,“大象图”的顶端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的财富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明显上涨,这就包括美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企业。然而,美国中下层群体的境况相比30年前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当这个群体投票时,他们是在投票反对他们所见的这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所以,今天讨论全球化影响时,不应简单地说“美国”。

“逆全球化”带来的负效应,只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构建国际新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来消解,而这也正是“逆全球化”中蕴含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对于应对“逆全球化”同样适用。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逆全球化”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呢?

  谈中国——从亚投行看守成大国放弃主导地位之难

第一,有利于中国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新动力。所谓新型全球化,主要是与传统全球化相对而言。传统全球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无论就其发展方式还是发展结果而言,都是排斥性的,既不均衡也不普惠,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都造成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如今,全球化造成的排斥性、不均衡发展局面已经无法持续下去,有违公平正义,需要被一种新型全球化所替代。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态势?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整体向好、稳中求进,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立足时代发展大势,结合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新倡议、新理念、新主张。

  基欧汉:我同意约瑟夫·奈对格雷厄姆·艾利森(两位都是哈佛大学学者,前者提出“软实力”的概念——编者注)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的批判。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势必带来一些压力,需要新的调整,但认为这必将带来冲突,却是一个愚蠢的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们要做的是直面与处理好这些问题——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要做出调整。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提出,要推动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完善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在2016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种调整是困难的。此前,美国抵制亚投行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我看来,筹建亚投行是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而且中国将该机构设计为多边机构。美国抵制的态度显然是愚蠢的,这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亚投行本身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项目;第二,美国的抵制计划注定会失败。这一事例足以说明让守成大国放弃主导地位的难度,调整的压力始终存在,但我们需要做的是认清并理解问题,而不是认定冲突不可避免。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富含中国智慧、惠及人类利益的重大倡议,这项倡议开启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新时代,为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原则、精神、宗旨以及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昭示了这项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有利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有利于推动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

  过去10至20年间,中国已明显改变自身政策,正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气候变化是我目前观察最紧密的领域。2014年之前,中国在此问题上更为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等;但2014年11月,中国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定说明,其政策改变了。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做出改变,对提供公共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第二,有利于中国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新举措。现行的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大国确立的,虽然有诸多不完善,但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并且已经演变成世界共享的一项公共产品。中国受益于这个国际秩序,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负责任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同时也是稳健的改革者。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国际秩序要有所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首先,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无人能够扭转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其次,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通过民主化的方式共商解决,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都与全球化的内在精神相悖,既不符合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无益于化解危机矛盾;再次,要正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体现在政治上,必然带来世界多极化和权力结构的均衡化。

  当然,政策宣示与政策执行不是一回事,前者成本较低,后者成本较高。德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扮演领导者角色,但德国过去几年在使用更多煤炭,排放量也在上升。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将继续关注中国究竟如何执行《巴黎协定》。

中国正确把握了国际秩序变革的内在要求。为了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为实现区域经济的互利共赢、互联互通创造条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展现大国风范、承担大国责任,在联合国系列峰会、气候变化大会、世界经济论坛、区域合作论坛等各种峰会和论坛上,为制定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问题、化解世界冲突和矛盾、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主张。

  谈变化——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对发达国家有利

第三,有利于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大国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国就要有大的担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中国,理应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逆全球化”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但是却为中国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

  环球时报:中国谈论全球治理时,更强调主权问题。这样的路径是否在政治上更具有可持续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完整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基欧汉:当前各国更关注主权,我个人并不为之感到高兴,但这确实在发生,比如英国“脱欧”就是表现之一。不过即使在过去,我也不认为我们真的会看到一个“世界政府”。各主权国家承认彼此有共同利益,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协作,以增加各自利益,这是思考世界政治的一种经典范式。着眼未来,世界秩序仍将是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各国也都会坚持自身主权不容侵害,问题是要在此基础上找到彼此尊重、和平相待的方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拥有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有能力、有资格、有资源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带有中国标识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中国有意愿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本国智慧,因为世界好中国才会好,让世界和平繁荣、公平正义、均衡普惠,既符合全人类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出现大国间的战争。绝大多数战争是内战,或由内战引起的战争、干涉内战造成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主权不是和平的障碍。真正损害和平的是政权的失败。只要各国持有开放的民族主义,不出现“我优于别人”这类观点,就无须为“主权回归”过于担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环球时报:当前,不仅中国在崛起,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都在增强。这是否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彻底变化?

①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基欧汉: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在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很多国家,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从这一点看,过去三四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段。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世界上的失败国家将大幅减少。一旦一个国家对自身状况满意,参加战争的意愿就大大下降。从经济上看,这一趋势对发达国家也很有利,因为这将带来巨大市场。就气候变化而言,这意味着巨大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都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若这些国家崛起与有效减排同时实现,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十分有益。

作者简介

姓名:任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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